一年后，面对报纸上用油墨印刷出来的幽默消息，在大牢中已经吃惯了牢饭的雌陆马——阿恰耶夫·考夫琳娜·茹科夫斯基会想起当年的那场注定失败的闹剧。
话说回谢韦良纳943年6月12日……
姬里津的戒严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随着最后一匹政变士兵从战壕中走出。阿恰耶夫·考夫琳娜·茹科夫斯基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变宣告失败，其她本马也随后被查佩莫交给了枢密院，而后者将她送去了坎特洛特的地牢里。
5月运动就这样被刺刀和步枪给血腥镇压了下去，但这却并没有让安德烈政府乃至一整个谢韦良纳就此安定下来。在将他们（贵族院）的军队亲自请进姬里津时，病急乱投医的他显然没有进过什么深思熟虑，也没有那个时间，但现在却有得他懊恼的了——多达1.2万的贵族军队现在驻扎在姬里津。如何在这一时期实现他们的政权进入平稳期，是安德烈政府目前最紧要的任务，13号，他与他的幕僚们在一家高档餐馆的包厢里开始了长达8个小时的会议。最终，随着天色已晚，他们决定通过一场立法议会的程序实现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代表谢韦良纳的最高意志，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
谢韦良纳立法议会于943年6月15日开会，到943年7月8日被解散，最后7月27日阿列克谢发动联合军事政变。这一期间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795年王朝危机中，马佐洛宁统治以后是温和派的统治；温和派统治政治历史，是革命进步成果逐渐被现实趋平化的历史。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团体，都是以更缓和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团体把民主共和的口号推进得很远，以致它（谢韦良纳）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的同盟者们伙同枢密院的官员们。这个准共和国【1】就这样沿着历史的必然规律的路线行进下去。
943年五月政变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是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5月运动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共和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垄断派双肩的支持。
政界的每一位政客都经历了这次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
政变军队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安德烈的政权还没有重新巩固，又一场令马窒息的政变阴谋再一次笼罩姬里津。就像它的宗主国当年的那些千里南迁的难民们的遭遇一样。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马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合，进步党一边组织谢韦良纳立法议会，一边又公开组织政治警察阴谋破坏立法议会，继奥克莱斯案，阿恰耶夫五月政变和一系列恶性政治事件的催化下，内务安全理事局【2】的权力达到了自503年成立以来的癫峰——它甚至能明着违反宪法办事出于缓和事端贵族院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立法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进步党内的边缘马士和其他小党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进步党扮演着共和国“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安德烈不得不谋求在宗主国支持他们所依附枢密院驻谢韦良纳的代办处，而在谢韦良纳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自由民主主义；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彼得王朝和天角兽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专制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以各自分离作为基础……
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贯彻到底作为根本的规律；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醉心于极小气的倾轧手段和宫廷斗争的小丑姿态，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作法使小马想起的不是风之魔的再临，而是王朝危机时期的情景；全谢韦良纳的全部官方天才，在几匹马的狡猾的愚钝前面甘拜下风；国民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来表现时，都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骗子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红色怪影”终于出现，那末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安德烈在943年6月15日立法议会时所组成的主办内阁，是进步党的内阁，即安德烈派和少数党内其它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让前几个月通过“民主选举”连任的任期与内阁废除，但这些名词背后的政客们直到现在还在执掌政权。
联合枢密院的代表水雾蒙蒙继续执掌着边防军和谢韦良纳剩余没有政变的部队的最高统帅权。最后，“前执政党保留席位”保证进步党在立法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立法议会中，安德烈派的议员们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其它党派代表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其他党派代表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幕布。其中，党内明确反对安德烈的议员马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团。他们只不过是进步党的一个mauvaise queue〔可怜的附属物〕。
这样，进步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谢韦良纳上的正统君主的权威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政党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直至被暴力赶下台。
罹难的纯粹的激进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了一个以著名作家李亚托芬斯基、季科平为首的、由二十四匹马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立宪党——该党最早可以追溯到王朝危机时期，反对委任外国君主的共和主义分子，当时他们主张通过立宪制衡的方式委任国内君主。在立法议会三百八十个席位中，它占有八十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进步党中的安德烈派对比第二大的。它和整个分裂过后的、即将摇摇欲坠的进步党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立宪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脱离进步党的党员们都是属于立宪党的；大实业家们以安德烈为利益代表来表明它的表面民主主义，实为独裁资本主义的信念，而立宪党的首领托皮里斯基是由至少五个省的党内支持抬上了政党领导者地位的。这样，在943年6月15日，立宪党（在进步党内部，以及在整个进步党和安德烈中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可望获得成功的。可是，一星期以后，它竟从广大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政党变成了贵族们的哈巴狗，包括道路、政治教条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
在安德烈派看来，无论在立法议会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用一场表决代替一场选举。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进步党好像是各种利益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
和这些进步党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保护人。进步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阿奎莱亚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等，并且（又像在阿奎莱亚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立宪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马权”，好像近一百四十八年以来每个所谓的马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安德烈派和安德烈派以外的派系是秩序党中的两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谢韦良纳气候寒冷和国旗，谢韦良纳共和国和小马里亚，各种色彩的资本独裁主义或是它们的共和主义信仰吗？
在安德烈执政早期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银行家连同它的工马贵族和警察；在安德烈后期时期又加入了少数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贵族院的存在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安德烈政府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民主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互相存在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马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如果进步党和贵族院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马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统治集团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城市的统治机构与农村统治机构的政治对立，但同时又夹杂这城市对农村的经济统治，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进步党和贵族院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统治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资本和现代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统治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梁赞的贵族院政客们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衷于王权、采邑权和旧日的彼得王朝，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衷于自家产业。
进步党在报刊上，在波雅尔杜马，在立法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马佐洛宁时期的制服和口号，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正式演出时，在扮演一个巨大的议会政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只是敬而远之，in infinitum〔无止境地〕推迟安德烈的任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进步党的姿态出现，即举着社会的旗帜，而不是举着政治的旗帜；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人相对立的那个真实的进步党。作为进步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王朝危机时期或反水晶法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的准共和国体系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谢韦良纳统治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和稀泥，从而把各自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他们以议会党团身份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末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派的贵族院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安德烈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安德烈的行政权力危害他们的贵族院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把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马的身份出面，而是以议会中的某一党派的身份出面，从826年民粹党的阿伯里茨基起直到39年前的贝利耶考夫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波雅尔杜马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弗里吉亚帽，以演说家的姿态，在904年3月1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明基斯基区市政府前面的马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彼得大帝！。
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联合相绝对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马的联合，即和协会合作的所谓社会民主派。943年五月事变以后，小资产阶级发觉自己受了骗还挨了打，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损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并没了性命和自由。因此，它就和工马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安德烈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立法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安德烈及进步党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但即使如此，在进步党和立宪党面前仍旧是不够看的。而这两只怪物的厮杀，又将把这个渺小的党派推向风口浪尖。
在与工马们的合作中，立宪党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929年4月在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表决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马。无产阶级的在这里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半吊子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立宪党（后改为社会民主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马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极星光耀）外，旧立宪党所包含的成占据了大多数。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
新立宪党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工马阶级主导的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马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马。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马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马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马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但现在舞台剧本还是第二时期的中期，在它得以表演之前，还得让查佩莫蹄下的卡拉米们把活干起来再说……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立宪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马权不断同进步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马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时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得让时间线拨回到议会开会的时候……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进步党就向立宪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击破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正如他们在对那些最激进的自由和民主主义者们所进行的镇压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纯粹的自由和民主主义者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者们的力量是在街上，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情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自己身上的红衣服扔到别马身上，使公牛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立宪党便会被这只公牛拱到月亮上去和月亮上的噩梦天角兽玩月壤。
把红衣服扔到立宪党身上的方法是制定新的土地改革方案。这次他们密谋让立宪党主持方案制定，因为作为一个以农村群众为主要力量来源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进步党、自由党（898年与进步党合并）、新立宪党相比较，对于土地问题的解答往往是最能触及地主神经的。此外，面对数万之多的地主保留军队来说，这是进步党拿来借刀杀马的绝好机会，而制宪议会在6月17日的决议更是为此板上钉钉。立宪党高级成员考里斯本以此为根据在943年6月19日对制宪议会提交了积压已久的土地改革方案。按照预想的那样，贵族院被他的刻毒的墨水所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蹄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现有制度体系的完整。在会场上，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的改革号召。
就在立宪党与贵族院的冲突即将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时。20日早，发生了一件事情却让整个进步党，乃至安德烈与水雾蒙蒙之间的联盟都开始摇摇欲坠了。
6月20日早晨议会再次开会，立法议会否决了昨天的改革方案，而立宪党就是反对票数中最多的那个。6月20日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立宪党马发表宣言，宣扬“平均分地，自力更生”的口号时；立宪党此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就已经和自己相对立了，从来都没有这么激烈过的内部领导层变更，如此等等。一部分立宪党马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开除出党，余下的立宪党马则像小学生一样，按照阿列克谢的意愿进行活动。
事情的起源，一场派系内斗所应发的立宪党领导层政变。929年的立宪党分裂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自从922年党内推荐会议之后，立宪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立宪主义政党，其政治倾向开始走向右倾，先是923年从纲领中去掉了“君主有义务以国家命运为重，并且不能干涉民主政府的正常政治运行”，后是在925年三月强行让党内民主派领袖娜尔维耶娃让出党内实权。既导致了立宪党在928年总督大选中声势惨淡，又导致了党内的巨大分裂。但即使若如此，谢伟梁纳的农民，尤其是支持过前民粹党的成员，就像袋子里的一堆土豆一样，从来都不会主动跳出袋子。而贵族院对立宪党的颜色革命也恰好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用各种蹄段培植他们的代理马，逐渐在立宪党（不包含分裂后的新立宪党）内扩大影响力，而这一投入也带来了回报。19号夜晚，在阿列克谢的指使和少数军马的协助下，贵族院的代表们（地主立宪派）在圣彼得河大街417号（立宪党总部）发动了政变。
6月20日成了谢韦良纳第二次政治巨变的信号，会议之后，大量的农民和农村小资产者被激怒了，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立宪党大多数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纷纷在地主立宪派的新宣言上签名，报刊也随之倒戈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声明不承认的声音。农民小资产者和农民（两者的区别在于资本积累的质级关系）的代表背叛了自己的被代表者们：首都军队和警察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他们：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进步党不但没有从对立宪党的阴谋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立宪党的懦弱传染给自己，并且正如他们所谓的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民众”背叛了他们，民众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立宪党当前的事变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立法议会不过是一场过家家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如果立宪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在政党面临分裂的巨大风险之下贸然做出理想主义的决策。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最配得上他们名字的口号，它就应该想到那些不支持那些口号的马都有谁。如果它认真考虑过现状，那末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党内哗变，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也就是口号），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农村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
没有一个政党像资产阶级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政党像立宪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五月运动爆发之后，立宪党就以为反抗安德烈独裁政权的民众之春已然到来，而立法议会的成立更是让他们加深了这一错误决定。另一方面，马驹们对943年五月的阿恰耶夫政变的记忆还太新鲜，以至无产阶级自己都还没有成组织化地加入到民主革命中来，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蹄忙脚乱，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正忙着接收来自立宪党的“政治难民”。而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对土地法某一抽象条文的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进步党马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不然你猜安德烈怎么能干的这么久）？难道最流行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一手造成的吗？但是，立宪党马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同时自己也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第二选择（因为第一选择已经被安德烈吹飞了），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立宪党马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民众。他们所维护的都是民众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民众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民众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立宪党马的利益并不使马驹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那末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和警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不能把立宪党马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
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马驹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立宪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6月20日的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们”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与新主子的意愿合并起来。虽然进步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马驹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能超出他们的预料。关于6月20日的事变，他们也就是意味深长地一边挂羊头一边自己说：“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会向他们显出我们的本事来！走着瞧吧！”（实际上这算是地主立宪派最后的底裤了）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马，那末这里就只须指出：立宪党的领袖们在不过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政党不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in partibus〔在国外〕组织一个谢韦良纳政府；这些远离行动舞台的马驹，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谢韦良纳的官方马驹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
6月21日，此时的立法议会具有影响力的政党除了进步党，立宪党外，就只剩下新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了，同时新进步党并不对立法议会抱有多大的政治希望。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市民社会（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机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机构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安纳托利耶夫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5日保证自己在议会范围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末它把议会中的政党搅得天翻地覆，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力和民众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立法议会变成了政治修罗场，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立宪党的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安德烈）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民众代表。它指责为促使司法进步而举行的造势示威是图谋颠复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力违犯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943年7月20日，进步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出身小马里亚军官世家的将军巴伯托斯，这位将军曾按照水雾蒙蒙的命令炮轰了北边的狮鹫，因而成为7月20日进步党能够发起最后一搏的直接原因。7月20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贵族的士兵毫不知耻地在民主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国民议会讲坛上的称赞；然而这个维埃伊拉竟参加了贵族们联合军事政变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立法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皇家边防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20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立宪党曾一度打压新成立的新进步党。所以，立宪党的失败也就是安纳托利耶夫的直接胜利，而他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账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21日，彼得蹄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新进步党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马驹误会的善马口吻抱怨敌驹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马和民主与和谐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民主和和谐的事业和他个马等同起来。此外，虽然立法议会后来批准了新进步党的所有合法权利，但这次议案是由安纳托利耶夫发起的。他恢复了进步党在彼得蹄的支持后，便可以指望以谐律救主的姿态进入北境宫了。他已把大半个海岸线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20日的立宪党事变是谢韦良纳政治斗争白热化的结果。所以，在这次事变，是说不上什么暗渡陈仓，神机妙算的。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队，都查佩莫被悄悄地调到了姬里津的每一处关键位置的附近；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被安德烈的立法议会在有意无意中淘汰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姬里津首都卫队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795年，自卫军决定了王朝危机能够按照马佐洛宁的想法走下去。在工马运动高涨时期，如果自卫军和警察一致行动，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自卫军在943年的五月运动中对政变采取积极的，阿恰耶夫式的态度，而对安德烈在7月所面临的危机时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安德烈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自卫军便不能发动，而自卫军受到查佩莫的反对就必然失败。在943年阿恰耶夫政变中，当一大半自卫军协同工马了旅发动政变起义遭遇失败之后，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向贵族院妥协之后，阿列克谢便开始了一系列未来为重夺权力巅峰而做的所有努力。
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民兵武装的总指挥，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带有禁卫军的政治性质。最后，在7月27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谢韦良纳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或被解散或成为新进步党的政治冲锋队，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7月8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剩下的民主派部分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和其他任何军装一样，是一块破毛料。魅力消失了。阿恰耶夫政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自卫军为代表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安德烈；943年7月8日，资产阶级指使武装警察部队解散立法议会，驱散了小部分示威游行的自卫军；943年7月27日，资产阶级的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阿纳托利耶夫后来签署解散首都卫队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一样地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大资产阶级进步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牢牢掌握它手里（五月运动差点使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选举丑闻之后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任命了新政权的内阁成员们（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一批）。之后，进步党团结在一起一起进行阴谋活动，枢密院团结在一起一起进行阴谋活动，阿列克谢借隐居式的集会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在所有合乎法律范围之内的路子全被堵死的唯一可能。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当，立法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安德烈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马驹在众目共睹之下占居共和国首脑的地位，立法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喧嚣不以的解散为转移......
填装声......
拉栓声......
子弹上膛声......
扳机扣动与枪机撞击声......
注释：
<1> 准共和国是一种特殊的政体形式，就一般形式而言，在属于共和国的管理范围之内共和国的机构有着很高的自主权。国家的权力机关也可以进行广泛的民主投票以选举出总统、政府首脑、幕僚内阁等共和国最高职位。但是相对于正常情况的共和体制，国家的外交等对外事务、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结构均受到宗主国的全方位控制以保证宗主国在被统治国具有超脱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的能力。当然了，这种统治形式由于君主国与被统治国之间的矛盾以这样的形式而注定无法调和，所以也需要有一个具有非常特殊的特殊性力量在其中介入以实现矛盾缓和（但阻止不了矛盾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小马里亚的被统治国才会有这种特殊政体形式的原因，因为塞拉斯蒂娅公主是几乎永生的。
【2】内务安全理事局最早可以追溯到503年设立的安全守望会，一个后来得到沙皇官方认可的内务安全机构。早年以处理事务高效快速闻名。早期作为在北方防御狮鹫与耗牛的反渗透内务组织，在519年成功破坏了一场针对彼得一世的刺杀。在两百多年的变迁史中，该组织经历了多次重组，630年改组为沙皇安全侍卫局，梦境安全局后来的扩招，其新成立的干员们的组织架构多参考了侍卫局的事务组制。795年王朝危机后，由于塞拉斯蒂娅公主从未打理过有关该组织的事务，拥有法律特权且断了皇粮的侍卫局开始在时任侍卫总长佩特李科·阿季明的带领下逐渐走向腐败与权力出售的堕落地步。855年，由于时任枢密院谢韦良纳枢密总使在坎特洛特受到政敌排斥，在马员编制被死死扼住的情况下，出于用马需要，侍卫局——为数不多在政不通马不和的杜马政府里没有明确领导架构的政府部门。才得到了整顿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别问我为啥它能烂上60年都没有被整治，因为艺术源于现实，现实比艺术更魔幻）。到了906年内务安全理事局成立，作为一个重新被杜马政府设立的部门，尽管大部分马员都是原先侍卫局的，但工作方向却有了明显改变——如秘密警察、书报审查、政治警察。
话说回谢韦良纳943年6月12日……
姬里津的戒严到现在为止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随着最后一匹政变士兵从战壕中走出。阿恰耶夫·考夫琳娜·茹科夫斯基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变宣告失败，其她本马也随后被查佩莫交给了枢密院，而后者将她送去了坎特洛特的地牢里。
5月运动就这样被刺刀和步枪给血腥镇压了下去，但这却并没有让安德烈政府乃至一整个谢韦良纳就此安定下来。在将他们（贵族院）的军队亲自请进姬里津时，病急乱投医的他显然没有进过什么深思熟虑，也没有那个时间，但现在却有得他懊恼的了——多达1.2万的贵族军队现在驻扎在姬里津。如何在这一时期实现他们的政权进入平稳期，是安德烈政府目前最紧要的任务，13号，他与他的幕僚们在一家高档餐馆的包厢里开始了长达8个小时的会议。最终，随着天色已晚，他们决定通过一场立法议会的程序实现政府的合法性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代表谢韦良纳的最高意志，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
谢韦良纳立法议会于943年6月15日开会，到943年7月8日被解散，最后7月27日阿列克谢发动联合军事政变。这一期间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
在795年王朝危机中，马佐洛宁统治以后是温和派的统治；温和派统治政治历史，是革命进步成果逐渐被现实趋平化的历史。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团体，都是以更缓和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团体把民主共和的口号推进得很远，以致它（谢韦良纳）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的同盟者们伙同枢密院的官员们。这个准共和国【1】就这样沿着历史的必然规律的路线行进下去。
943年五月政变的情形却刚刚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是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5月运动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共和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垄断派双肩的支持。
政界的每一位政客都经历了这次轰动全国的大事件，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而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
政变军队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安德烈的政权还没有重新巩固，又一场令马窒息的政变阴谋再一次笼罩姬里津。就像它的宗主国当年的那些千里南迁的难民们的遭遇一样。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包含着各种惊马的矛盾的最复杂的混合，进步党一边组织谢韦良纳立法议会，一边又公开组织政治警察阴谋破坏立法议会，继奥克莱斯案，阿恰耶夫五月政变和一系列恶性政治事件的催化下，内务安全理事局【2】的权力达到了自503年成立以来的癫峰——它甚至能明着违反宪法办事出于缓和事端贵族院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立法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进步党内的边缘马士和其他小党派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进步党扮演着共和国“参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安德烈不得不谋求在宗主国支持他们所依附枢密院驻谢韦良纳的代办处，而在谢韦良纳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自由民主主义；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彼得王朝和天角兽王朝——最卑鄙的方面在专制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以各自分离作为基础……
斗争是以不把斗争贯彻到底作为根本的规律；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仿佛只是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醉心于极小气的倾轧手段和宫廷斗争的小丑姿态，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作法使小马想起的不是风之魔的再临，而是王朝危机时期的情景；全谢韦良纳的全部官方天才，在几匹马的狡猾的愚钝前面甘拜下风；国民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来表现时，都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骗子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灰色而又灰色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红色怪影”终于出现，那末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安德烈在943年6月15日立法议会时所组成的主办内阁，是进步党的内阁，即安德烈派和少数党内其它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让前几个月通过“民主选举”连任的任期与内阁废除，但这些名词背后的政客们直到现在还在执掌政权。
联合枢密院的代表水雾蒙蒙继续执掌着边防军和谢韦良纳剩余没有政变的部队的最高统帅权。最后，“前执政党保留席位”保证进步党在立法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立法议会中，安德烈派的议员们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其它党派代表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其他党派代表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幕布。其中，党内明确反对安德烈的议员马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团。他们只不过是进步党的一个mauvaise queue〔可怜的附属物〕。
这样，进步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谢韦良纳上的正统君主的权威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政党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直至被暴力赶下台。
罹难的纯粹的激进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了一个以著名作家李亚托芬斯基、季科平为首的、由二十四匹马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立宪党——该党最早可以追溯到王朝危机时期，反对委任外国君主的共和主义分子，当时他们主张通过立宪制衡的方式委任国内君主。在立法议会三百八十个席位中，它占有八十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进步党中的安德烈派对比第二大的。它和整个分裂过后的、即将摇摇欲坠的进步党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立宪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脱离进步党的党员们都是属于立宪党的；大实业家们以安德烈为利益代表来表明它的表面民主主义，实为独裁资本主义的信念，而立宪党的首领托皮里斯基是由至少五个省的党内支持抬上了政党领导者地位的。这样，在943年6月15日，立宪党（在进步党内部，以及在整个进步党和安德烈中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是完全可望获得成功的。可是，一星期以后，它竟从广大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政党变成了贵族们的哈巴狗，包括道路、政治教条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着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
在安德烈派看来，无论在立法议会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用一场表决代替一场选举。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进步党好像是各种利益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
和这些进步党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保护人。进步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阿奎莱亚一样）是反对出版、结社等等，并且（又像在阿奎莱亚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立宪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忙于保护“永恒的马权”，好像近一百四十八年以来每个所谓的马民政党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政党，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容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安德烈派和安德烈派以外的派系是秩序党中的两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谢韦良纳气候寒冷和国旗，谢韦良纳共和国和小马里亚，各种色彩的资本独裁主义或是它们的共和主义信仰吗？
在安德烈执政早期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银行家连同它的工马贵族和警察；在安德烈后期时期又加入了少数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贵族院的存在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安德烈政府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民主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互相存在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马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
如果进步党和贵族院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马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眷恋，那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统治集团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城市的统治机构与农村统治机构的政治对立，但同时又夹杂这城市对农村的经济统治，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进步党和贵族院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统治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资本和现代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统治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梁赞的贵族院政客们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衷于王权、采邑权和旧日的彼得王朝，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衷于自家产业。
进步党在报刊上，在波雅尔杜马，在立法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马佐洛宁时期的制服和口号，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正式演出时，在扮演一个巨大的议会政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只是敬而远之，in infinitum〔无止境地〕推迟安德烈的任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进步党的姿态出现，即举着社会的旗帜，而不是举着政治的旗帜；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人相对立的那个真实的进步党。作为进步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王朝危机时期或反水晶法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的准共和国体系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谢韦良纳统治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和稀泥，从而把各自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他们以议会党团身份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末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不能用王冠作掩护，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派的贵族院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安德烈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安德烈的行政权力危害他们的贵族院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把自己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到首位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马的身份出面，而是以议会中的某一党派的身份出面，从826年民粹党的阿伯里茨基起直到39年前的贝利耶考夫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波雅尔杜马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弗里吉亚帽，以演说家的姿态，在904年3月1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明基斯基区市政府前面的马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彼得大帝！彼得大帝！彼得大帝！。
和垄断资产阶级的联合相绝对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马的联合，即和协会合作的所谓社会民主派。943年五月事变以后，小资产阶级发觉自己受了骗还挨了打，它的物质利益受了损失，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威胁并没了性命和自由。因此，它就和工马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在资产阶级安德烈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了，在立法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安德烈及进步党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但即使如此，在进步党和立宪党面前仍旧是不够看的。而这两只怪物的厮杀，又将把这个渺小的党派推向风口浪尖。
在与工马们的合作中，立宪党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929年4月在宴会上庆祝了和解，制定了共同纲领，设立了共同的表决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马。无产阶级的在这里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半吊子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立宪党（后改为社会民主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马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极星光耀）外，旧立宪党所包含的成占据了大多数。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
新立宪党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工马阶级主导的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马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马。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马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马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马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但现在舞台剧本还是第二时期的中期，在它得以表演之前，还得让查佩莫蹄下的卡拉米们把活干起来再说……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立宪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马权不断同进步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马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时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得让时间线拨回到议会开会的时候……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进步党就向立宪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击破民主派小资产阶级，正如他们在对那些最激进的自由和民主主义者们所进行的镇压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纯粹的自由和民主主义者和一部分无政府主义无产阶级者们的力量是在街上，而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情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自己身上的红衣服扔到别马身上，使公牛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立宪党便会被这只公牛拱到月亮上去和月亮上的噩梦天角兽玩月壤。
把红衣服扔到立宪党身上的方法是制定新的土地改革方案。这次他们密谋让立宪党主持方案制定，因为作为一个以农村群众为主要力量来源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在与进步党、自由党（898年与进步党合并）、新立宪党相比较，对于土地问题的解答往往是最能触及地主神经的。此外，面对数万之多的地主保留军队来说，这是进步党拿来借刀杀马的绝好机会，而制宪议会在6月17日的决议更是为此板上钉钉。立宪党高级成员考里斯本以此为根据在943年6月19日对制宪议会提交了积压已久的土地改革方案。按照预想的那样，贵族院被他的刻毒的墨水所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蹄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现有制度体系的完整。在会场上，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的改革号召。
就在立宪党与贵族院的冲突即将达到兵戎相见的地步时。20日早，发生了一件事情却让整个进步党，乃至安德烈与水雾蒙蒙之间的联盟都开始摇摇欲坠了。
6月20日早晨议会再次开会，立法议会否决了昨天的改革方案，而立宪党就是反对票数中最多的那个。6月20日的事变大家都知道：一部分立宪党马发表宣言，宣扬“平均分地，自力更生”的口号时；立宪党此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就已经和自己相对立了，从来都没有这么激烈过的内部领导层变更，如此等等。一部分立宪党马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开除出党，余下的立宪党马则像小学生一样，按照阿列克谢的意愿进行活动。
事情的起源，一场派系内斗所应发的立宪党领导层政变。929年的立宪党分裂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自从922年党内推荐会议之后，立宪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立宪主义政党，其政治倾向开始走向右倾，先是923年从纲领中去掉了“君主有义务以国家命运为重，并且不能干涉民主政府的正常政治运行”，后是在925年三月强行让党内民主派领袖娜尔维耶娃让出党内实权。既导致了立宪党在928年总督大选中声势惨淡，又导致了党内的巨大分裂。但即使若如此，谢伟梁纳的农民，尤其是支持过前民粹党的成员，就像袋子里的一堆土豆一样，从来都不会主动跳出袋子。而贵族院对立宪党的颜色革命也恰好是在这一时期，通过用各种蹄段培植他们的代理马，逐渐在立宪党（不包含分裂后的新立宪党）内扩大影响力，而这一投入也带来了回报。19号夜晚，在阿列克谢的指使和少数军马的协助下，贵族院的代表们（地主立宪派）在圣彼得河大街417号（立宪党总部）发动了政变。
6月20日成了谢韦良纳第二次政治巨变的信号，会议之后，大量的农民和农村小资产者被激怒了，爆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
立宪党大多数不仅背叛了自己的先锋队，纷纷在地主立宪派的新宣言上签名，报刊也随之倒戈了；只有两家报纸敢于登载声明不承认的声音。农民小资产者和农民（两者的区别在于资本积累的质级关系）的代表背叛了自己的被代表者们：首都军队和警察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街垒的堆筑。代表们欺骗了小他们：军队中的假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进步党不但没有从对立宪党的阴谋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立宪党的懦弱传染给自己，并且正如他们所谓的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民众”背叛了他们，民众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立宪党当前的事变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立法议会不过是一场过家家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如果立宪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在政党面临分裂的巨大风险之下贸然做出理想主义的决策。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最配得上他们名字的口号，它就应该想到那些不支持那些口号的马都有谁。如果它认真考虑过现状，那末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党内哗变，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末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也就是口号），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农村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
没有一个政党像资产阶级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政党像立宪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五月运动爆发之后，立宪党就以为反抗安德烈独裁政权的民众之春已然到来，而立法议会的成立更是让他们加深了这一错误决定。另一方面，马驹们对943年五月的阿恰耶夫政变的记忆还太新鲜，以至无产阶级自己都还没有成组织化地加入到民主革命中来，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蹄忙脚乱，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正忙着接收来自立宪党的“政治难民”。而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对土地法某一抽象条文的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进步党马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不然你猜安德烈怎么能干的这么久）？难道最流行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一手造成的吗？但是，立宪党马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同时自己也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第二选择（因为第一选择已经被安德烈吹飞了），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立宪党马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民众。他们所维护的都是民众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民众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民众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立宪党马的利益并不使马驹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那末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和警察太残忍，太盲目，因而不能把立宪党马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利益，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部事情垮了台，最后，或者是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使事情没有成功......
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正像他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一样；他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以为他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自己和他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情势应该来适应他。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马驹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立宪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6月20日的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们”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与新主子的意愿合并起来。虽然进步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马驹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能超出他们的预料。关于6月20日的事变，他们也就是意味深长地一边挂羊头一边自己说：“只要他们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会向他们显出我们的本事来！走着瞧吧！”（实际上这算是地主立宪派最后的底裤了）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马，那末这里就只须指出：立宪党的领袖们在不过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政党不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in partibus〔在国外〕组织一个谢韦良纳政府；这些远离行动舞台的马驹，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谢韦良纳的官方马驹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
6月21日，此时的立法议会具有影响力的政党除了进步党，立宪党外，就只剩下新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了，同时新进步党并不对立法议会抱有多大的政治希望。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市民社会（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要受行政机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机构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安纳托利耶夫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5日保证自己在议会范围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末它把议会中的政党搅得天翻地覆，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力和民众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立法议会变成了政治修罗场，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立宪党的内部矛盾彻底爆发，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安德烈）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民众代表。它指责为促使司法进步而举行的造势示威是图谋颠复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力违犯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943年7月20日，进步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出身小马里亚军官世家的将军巴伯托斯，这位将军曾按照水雾蒙蒙的命令炮轰了北边的狮鹫，因而成为7月20日进步党能够发起最后一搏的直接原因。7月20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贵族的士兵毫不知耻地在民主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国民议会讲坛上的称赞；然而这个维埃伊拉竟参加了贵族们联合军事政变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立法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皇家边防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20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立宪党曾一度打压新成立的新进步党。所以，立宪党的失败也就是安纳托利耶夫的直接胜利，而他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账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21日，彼得蹄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新进步党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马驹误会的善马口吻抱怨敌驹对他的诽谤，他仿佛把他个马和民主与和谐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民主和和谐的事业和他个马等同起来。此外，虽然立法议会后来批准了新进步党的所有合法权利，但这次议案是由安纳托利耶夫发起的。他恢复了进步党在彼得蹄的支持后，便可以指望以谐律救主的姿态进入北境宫了。他已把大半个海岸线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20日的立宪党事变是谢韦良纳政治斗争白热化的结果。所以，在这次事变，是说不上什么暗渡陈仓，神机妙算的。这时，那些仿佛是形迹可疑的军队，都查佩莫被悄悄地调到了姬里津的每一处关键位置的附近；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被安德烈的立法议会在有意无意中淘汰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姬里津首都卫队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795年，自卫军决定了王朝危机能够按照马佐洛宁的想法走下去。在工马运动高涨时期，如果自卫军和警察一致行动，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自卫军在943年的五月运动中对政变采取积极的，阿恰耶夫式的态度，而对安德烈在7月所面临的危机时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安德烈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自卫军便不能发动，而自卫军受到查佩莫的反对就必然失败。在943年阿恰耶夫政变中，当一大半自卫军协同工马了旅发动政变起义遭遇失败之后，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向贵族院妥协之后，阿列克谢便开始了一系列未来为重夺权力巅峰而做的所有努力。
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民兵武装的总指挥，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带有禁卫军的政治性质。最后，在7月27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谢韦良纳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或被解散或成为新进步党的政治冲锋队，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7月8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剩下的民主派部分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和其他任何军装一样，是一块破毛料。魅力消失了。阿恰耶夫政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自卫军为代表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安德烈；943年7月8日，资产阶级指使武装警察部队解散立法议会，驱散了小部分示威游行的自卫军；943年7月27日，资产阶级的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阿纳托利耶夫后来签署解散首都卫队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一样地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一样地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大资产阶级进步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牢牢掌握它手里（五月运动差点使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选举丑闻之后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任命了新政权的内阁成员们（还是十几年前的那一批）。之后，进步党团结在一起一起进行阴谋活动，枢密院团结在一起一起进行阴谋活动，阿列克谢借隐居式的集会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在所有合乎法律范围之内的路子全被堵死的唯一可能。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当，立法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安德烈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马驹在众目共睹之下占居共和国首脑的地位，立法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喧嚣不以的解散为转移......
填装声......
拉栓声......
子弹上膛声......
扳机扣动与枪机撞击声......
注释：
<1> 准共和国是一种特殊的政体形式，就一般形式而言，在属于共和国的管理范围之内共和国的机构有着很高的自主权。国家的权力机关也可以进行广泛的民主投票以选举出总统、政府首脑、幕僚内阁等共和国最高职位。但是相对于正常情况的共和体制，国家的外交等对外事务、政治体制以及政治结构均受到宗主国的全方位控制以保证宗主国在被统治国具有超脱与一切世俗权力之上的能力。当然了，这种统治形式由于君主国与被统治国之间的矛盾以这样的形式而注定无法调和，所以也需要有一个具有非常特殊的特殊性力量在其中介入以实现矛盾缓和（但阻止不了矛盾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小马里亚的被统治国才会有这种特殊政体形式的原因，因为塞拉斯蒂娅公主是几乎永生的。
【2】内务安全理事局最早可以追溯到503年设立的安全守望会，一个后来得到沙皇官方认可的内务安全机构。早年以处理事务高效快速闻名。早期作为在北方防御狮鹫与耗牛的反渗透内务组织，在519年成功破坏了一场针对彼得一世的刺杀。在两百多年的变迁史中，该组织经历了多次重组，630年改组为沙皇安全侍卫局，梦境安全局后来的扩招，其新成立的干员们的组织架构多参考了侍卫局的事务组制。795年王朝危机后，由于塞拉斯蒂娅公主从未打理过有关该组织的事务，拥有法律特权且断了皇粮的侍卫局开始在时任侍卫总长佩特李科·阿季明的带领下逐渐走向腐败与权力出售的堕落地步。855年，由于时任枢密院谢韦良纳枢密总使在坎特洛特受到政敌排斥，在马员编制被死死扼住的情况下，出于用马需要，侍卫局——为数不多在政不通马不和的杜马政府里没有明确领导架构的政府部门。才得到了整顿和大刀阔斧的改革（别问我为啥它能烂上60年都没有被整治，因为艺术源于现实，现实比艺术更魔幻）。到了906年内务安全理事局成立，作为一个重新被杜马政府设立的部门，尽管大部分马员都是原先侍卫局的，但工作方向却有了明显改变——如秘密警察、书报审查、政治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