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纳托利耶夫的南瓜十六日
前言
黑卡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生灵，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安德烈的进步党代替马佐洛宁的进步党，侄儿代替伯父。在七月二十七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生灵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之月一样纠缠着活马的头脑。
当小马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齐纳亚换上了叶卡捷琳娜的服装，795年塞拉斯蒂娅继承谢韦良纳的闹剧把共和国和仆从国的服装穿在了一起，而943年的政变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795年，时而又模仿832-826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鸟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马佐洛宁、克格尔、利马西斯托克，阿奎莱亚的革命党这些英雄之鹫或英雄组织，和旧的阿奎莱亚革命时的党派和鸟一样，都穿着狮鹫尼亚的服装，讲着狮鹫尼亚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一些生灵粉碎了封建制度的某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马在谢韦良纳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也就是那些在佃租制基础上失败的宅地法改革。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在阿奎莱亚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两国资产阶级社会在狮鹫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阿奎莱亚的革命会这么乱糟糟的原因之一了，原来是旧唯物主义只会从现在出发，而不是找以前的历史来借点有用的东西。
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马连同一切复活的古董——所有这些：布丁头总理、天马的指挥官、独角兽的公主、护民官、元老甚至普罗透斯就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那匹千年不死的塞拉斯蒂娅在坎特洛特高耸入云的象牙塔里喝着闷酒（实际上我也不是很确定她到底喝什么酒，但不确定就意味着我的认识是没错的）。
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里拉的柯卡迪那俱乐部、米歇尔、公共安全委员会、普里代的市政委员和华丽托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鸟；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安德烈。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阿奎莱亚和千百年前的小马里亚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陆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
例如，在795年，在另一发展阶段上，马佐洛宁和谢韦良纳马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三族刚刚联合时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谢伟良纳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谐律就排挤了耗牛的崇山峻岭里。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马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在943-944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商马的服装的卡绅缅科起，直到用已死的革命党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
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
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坎特洛特的疯马院）那里的一个癫狂的小马的感觉一样，这匹小马把自己设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马，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马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马，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小马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谐律信奉者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六圣贤们找金子。”，“为的是要替迪斯克里家族赎罪，”——阿奎莱亚民族叹道。
这个来自小马里亚的小马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顽固的念头。阿奎莱亚的狮鹫们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格罗弗二世的恐惧，失败的革命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新马尔兰联邦的投资。
十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五月运动对于自以为是的大资产阶级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马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六月十二日，五月运动被老奸巨猾的安德烈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激进自由派，而是三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贵族与沙皇遗制的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以及缙绅会议的极端原始的统治。
943年7月27日的以阿列克谢为首，巴甫洛达尔、察佩莫、罗温迪马、别里科夫、普里戈亚、布洛比耶夫、亚米舍科、尤苏波夫、辛比尔拉斯、萨尔斯基等马的1.2万贵族军队发动的联合军事政变报复了安德烈政府与水雾蒙蒙派的枢密院官僚自同年选举丑闻以来所干过的烂事。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社稷已存十余年，翻车只在一瞬间。
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943-944年期间，谢韦良纳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步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五月运动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阿奎莱亚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小马、狮鹫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
相反地，像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马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马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意思：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生灵，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谢伟良纳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943年3月第二个星期日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杜马总督选举）。
943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颠马的脑子里的锡利亚得以再续一样。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马就算打败了敌马；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也难怪他听不到贵族院的吵闹声。
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in partibus【不存在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马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诠定了，就像安德烈之所以能够执政12年一样）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7月27日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他们。马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一个虚假的加冕能够拯救自己所谓的乌托邦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宪法、波雅尔杜马、安德烈的进步党、蓝色的和红色的激进自由派、村社的民粹派、立宪民主党、与协会合作的社会民主党、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法界、军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以及943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匹马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马连他的敌马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
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马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126页）。
像谢韦良纳小马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夜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小妇马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千多万匹马的彪悍民族竟会被以一个衣冠楚楚的骗子为首的牛仔们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并为他们唱征服呢？
现在我们来把谢韦良纳革命从943年5月5日到944年10月16日谢伟良纳南瓜节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
第一时期，五月运动或政治风暴时期（从943年4月14日到943年6月12日）。
第二时期，临时政府或谢韦良纳议会时期（从943年6月12日到943年7月27日）。
第三时期，贵族政府或联合贵族政府时期（从943年7月27日到944年10月16日）。
第一个时期——从943年4月14日到943年6月12日，即选举丑闻被彻底掩盖不住起到阿恰耶夫政变失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五月运动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通过民主选举继承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原先的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都是安德烈政府的。无论什么马和什么机构，都说自己有权继续执政，有权真正有所作为。
也正是在此时，马科丝与成立不到四年的协会“正义斗争联盟（USJ）”开始逐渐取得谢韦良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这几乎是从0开始的当时在谢韦良纳无产阶级中占据主流的还是巴尔托夫的由激进主义产生出来的无政府主义和极星光耀的空想社会主义，一般可以叫后者为极星光耀主义。但他们其实也都属于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牵头者，马科丝主义者在其中远没有他们这么具有实力。
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进步党中左派（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马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杜马的方法。）、激进派的资产阶级、进步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马，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五月运动中与安德烈政府决裂的派系。
不这样也不可能。五月运动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安德烈被迫同意重新进行一次公平公正的全谢韦良纳选举，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垄断工业资产阶级独占的统治......
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马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姬里津禁卫军爆发了内部哗变（阿恰耶夫派与祖巴托夫派公开分裂）、军队被卷进政治风暴而贵族院已经开始密切关注发展的时候，失控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每个政治党团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组建了无政府主义工马旅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的大街上扔出了自制炸弹。极星光耀发出“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
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五月运动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6月12日的联合绞杀下而偃旗息鼓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
当姬里津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阿列克谢贵族政府）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村社与金融资产阶级与立宪民主党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安德烈政府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新地主与金融资产阶级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943年6月12日到943年7月27日。这是安德烈总督公然卖国、水雾蒙蒙副总督的小丑剧登台的时期。紧跟在五月运动之后，不仅在进步党公开分裂后的新进步党、激进自由党余党组建的弗里基亚俱乐部、工马旅、民粹党、社会民主党团、立宪民主党和贵族院那些家伙们所有这些分子被安德烈的进步党弄得惊慌失措，安德烈被激进自由党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谢韦良纳乃至小马利亚都被姬里津弄得惊慌失措了。
由与枢密院5月31日临时政府联合组成的新安德烈政府所召开的谢伟良纳议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五月运动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大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水平。姬里津的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6月18日，工马旅和自发群众运动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
6月20日之后的发展，不过是使巴尔托夫与盲目自发的工马，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暂时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安德烈的大工业垄断资产阶级专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马在安德烈政府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民众的名义进行统治。
姬里津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议会的这个声明，姬里津无产阶级回答以7月20日的“姬里津社会共和国”的形式出现，这是世界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阿列克谢政府）方面的有金融贵族、新地主阶级、中等阶层右派、小资产者、贵族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大部分是背叛了原先的安德烈政府）、知识分子、农村村社居民。而站在姬里津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一千五百多匹马，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一万匹马。而这一切也让无产阶级看清了极星光耀的机会主义实质，但是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
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杀死、被捕判罪或是叛卖（例如7月29日的背叛），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小马。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马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马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马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这也正是马科丝在后来著成的《姬里津九日（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与社会共和国为什么必然失败？）》中所重要表达的思想和《安纳托利耶夫政变记》中，它是马科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个著作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分析谢韦良纳943-944年的革命事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马科丝首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的论点。马科丝及时地将943年4月到944年10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了书。
当七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
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谢韦良纳，并且整个世界都被7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社会共和国的失败，固然为后来都阿列克谢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全世界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河间同盟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马口过剩的现象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蹄子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马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七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道德，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神圣军。
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7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道德，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道德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蹄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自以为在包卫友谊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道德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马公克安纳托利耶夫就以“谐律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北境的加里莫尼宫（谢韦良纳的行省执政官邸）。
2023.11.18写成
赫星法斯著
前言
黑卡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生灵，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安德烈的进步党代替马佐洛宁的进步党，侄儿代替伯父。在七月二十七日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生灵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之月一样纠缠着活马的头脑。
当小马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例如，齐纳亚换上了叶卡捷琳娜的服装，795年塞拉斯蒂娅继承谢韦良纳的闹剧把共和国和仆从国的服装穿在了一起，而943年的政变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795年，时而又模仿832-826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鸟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的差别。马佐洛宁、克格尔、利马西斯托克，阿奎莱亚的革命党这些英雄之鹫或英雄组织，和旧的阿奎莱亚革命时的党派和鸟一样，都穿着狮鹫尼亚的服装，讲着狮鹫尼亚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
一些生灵粉碎了封建制度的某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马在谢韦良纳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也就是那些在佃租制基础上失败的宅地法改革。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在阿奎莱亚则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两国资产阶级社会在狮鹫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当年阿奎莱亚的革命会这么乱糟糟的原因之一了，原来是旧唯物主义只会从现在出发，而不是找以前的历史来借点有用的东西。
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马连同一切复活的古董——所有这些：布丁头总理、天马的指挥官、独角兽的公主、护民官、元老甚至普罗透斯就都消失不见了。只剩下那匹千年不死的塞拉斯蒂娅在坎特洛特高耸入云的象牙塔里喝着闷酒（实际上我也不是很确定她到底喝什么酒，但不确定就意味着我的认识是没错的）。
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里拉的柯卡迪那俱乐部、米歇尔、公共安全委员会、普里代的市政委员和华丽托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释者和代言鸟；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大耳的安德烈。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阿奎莱亚和千百年前的小马里亚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陆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
例如，在795年，在另一发展阶段上，马佐洛宁和谢韦良纳马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三族刚刚联合时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谢伟良纳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谐律就排挤了耗牛的崇山峻岭里。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马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在943-944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商马的服装的卡绅缅科起，直到用已死的革命党的铁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止。
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而为了要消除这方面的一切疑问，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
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坎特洛特的疯马院）那里的一个癫狂的小马的感觉一样，这匹小马把自己设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马，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矿工劳动，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的金矿里辛苦劳动，借着系在他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视马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马，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小马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谐律信奉者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六圣贤们找金子。”，“为的是要替迪斯克里家族赎罪，”——阿奎莱亚民族叹道。
这个来自小马里亚的小马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顽固的念头。阿奎莱亚的狮鹫们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格罗弗二世的恐惧，失败的革命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新马尔兰联邦的投资。
十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五月运动对于自以为是的大资产阶级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马民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六月十二日，五月运动被老奸巨猾的安德烈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激进自由派，而是三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贵族与沙皇遗制的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进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以及缙绅会议的极端原始的统治。
943年7月27日的以阿列克谢为首，巴甫洛达尔、察佩莫、罗温迪马、别里科夫、普里戈亚、布洛比耶夫、亚米舍科、尤苏波夫、辛比尔拉斯、萨尔斯基等马的1.2万贵族军队发动的联合军事政变报复了安德烈政府与水雾蒙蒙派的枢密院官僚自同年选举丑闻以来所干过的烂事。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社稷已存十余年，翻车只在一瞬间。
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943-944年期间，谢韦良纳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步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五月运动以前预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阿奎莱亚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小马、狮鹫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
相反地，像十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马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马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意思：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生灵，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谢伟良纳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943年3月第二个星期日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杜马总督选举）。
943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颠马的脑子里的锡利亚得以再续一样。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马就算打败了敌马；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也难怪他听不到贵族院的吵闹声。
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in partibus【不存在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马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诠定了，就像安德烈之所以能够执政12年一样）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7月27日像晴天霹雳一样震惊了他们。马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们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一个虚假的加冕能够拯救自己所谓的乌托邦的那种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宪法、波雅尔杜马、安德烈的进步党、蓝色的和红色的激进自由派、村社的民粹派、立宪民主党、与协会合作的社会民主党、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法界、军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以及943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匹马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马连他的敌马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
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马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第126页）。
像谢韦良纳小马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夜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小妇马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千多万匹马的彪悍民族竟会被以一个衣冠楚楚的骗子为首的牛仔们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并为他们唱征服呢？
现在我们来把谢韦良纳革命从943年5月5日到944年10月16日谢伟良纳南瓜节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
第一时期，五月运动或政治风暴时期（从943年4月14日到943年6月12日）。
第二时期，临时政府或谢韦良纳议会时期（从943年6月12日到943年7月27日）。
第三时期，贵族政府或联合贵族政府时期（从943年7月27日到944年10月16日）。
第一个时期——从943年4月14日到943年6月12日，即选举丑闻被彻底掩盖不住起到阿恰耶夫政变失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五月运动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通过民主选举继承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原先的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都是安德烈政府的。无论什么马和什么机构，都说自己有权继续执政，有权真正有所作为。
也正是在此时，马科丝与成立不到四年的协会“正义斗争联盟（USJ）”开始逐渐取得谢韦良纳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这几乎是从0开始的当时在谢韦良纳无产阶级中占据主流的还是巴尔托夫的由激进主义产生出来的无政府主义和极星光耀的空想社会主义，一般可以叫后者为极星光耀主义。但他们其实也都属于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牵头者，马科丝主义者在其中远没有他们这么具有实力。
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的分子——进步党中左派（这个集团中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情绪的马们，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是避免革命和保存杜马的方法。）、激进派的资产阶级、进步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马，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五月运动中与安德烈政府决裂的派系。
不这样也不可能。五月运动原先的目的只是要争得安德烈被迫同意重新进行一次公平公正的全谢韦良纳选举，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垄断工业资产阶级独占的统治......
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马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姬里津禁卫军爆发了内部哗变（阿恰耶夫派与祖巴托夫派公开分裂）、军队被卷进政治风暴而贵族院已经开始密切关注发展的时候，失控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每个政治党团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组建了无政府主义工马旅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的大街上扔出了自制炸弹。极星光耀发出“社会共和国”的口号。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内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
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五月运动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6月12日的联合绞杀下而偃旗息鼓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
当姬里津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阿列克谢贵族政府）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村社与金融资产阶级与立宪民主党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安德烈政府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新地主与金融资产阶级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943年6月12日到943年7月27日。这是安德烈总督公然卖国、水雾蒙蒙副总督的小丑剧登台的时期。紧跟在五月运动之后，不仅在进步党公开分裂后的新进步党、激进自由党余党组建的弗里基亚俱乐部、工马旅、民粹党、社会民主党团、立宪民主党和贵族院那些家伙们所有这些分子被安德烈的进步党弄得惊慌失措，安德烈被激进自由党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谢韦良纳乃至小马利亚都被姬里津弄得惊慌失措了。
由与枢密院5月31日临时政府联合组成的新安德烈政府所召开的谢伟良纳议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五月运动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大资产阶级所能接受的水平。姬里津的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6月18日，工马旅和自发群众运动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
6月20日之后的发展，不过是使巴尔托夫与盲目自发的工马，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暂时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安德烈的大工业垄断资产阶级专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马在安德烈政府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民众的名义进行统治。
姬里津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议会的这个声明，姬里津无产阶级回答以7月20日的“姬里津社会共和国”的形式出现，这是世界各国内战史上最巨大的一次事变。结果获得胜利的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阿列克谢政府）方面的有金融贵族、新地主阶级、中等阶层右派、小资产者、贵族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大部分是背叛了原先的安德烈政府）、知识分子、农村村社居民。而站在姬里津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一千五百多匹马，未经审问就被放逐的有一万匹马。而这一切也让无产阶级看清了极星光耀的机会主义实质，但是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
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愈来愈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杀死、被捕判罪或是叛卖（例如7月29日的背叛），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小马。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马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马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马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这也正是马科丝在后来著成的《姬里津九日（空想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与社会共和国为什么必然失败？）》中所重要表达的思想和《安纳托利耶夫政变记》中，它是马科丝主义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个著作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分析谢韦良纳943-944年的革命事件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里，马科丝首次提出了关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性的论点。马科丝及时地将943年4月到944年10月这个时期的事件写成了书。
当七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像无产阶级本身一样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
但是，无产阶级至少是带着不愧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谢韦良纳，并且整个世界都被7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愈远，这些失败就愈是可耻。
社会共和国的失败，固然为后来都阿列克谢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全世界的问题并不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争论，而是别的问题。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划分比较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改造的政治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河间同盟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马口过剩的现象相结合，反而弥补了头脑和蹄子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开辟新世界的物质生产所具有的狂热而充满青春活力的进展，没有给予马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七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道德，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神圣军。
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7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道德，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谋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道德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三蹄祭坛，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打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自以为在包卫友谊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道德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马公克安纳托利耶夫就以“谐律救主”的资格进入了北境的加里莫尼宫（谢韦良纳的行省执政官邸）。
2023.11.18写成
赫星法斯著